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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审判》:司法救助法治化:国家责任视角下司法救助制度的应然选择

来源:   发布时间: 2017年04月05日

  一、检视:对当前司法救助制度之现状反思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两高、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救助意见》),为我国司法救助提供了制度框架。之后,各省、市也都分别出台具体实施意见。笔者认为,此举标志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初步构建,其进步意义明显,对此应当充分肯定。虽然《救助意见》对司法救助制度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安排,但在制度设定上亦存在一些漏洞和问题。

  (一)司法救助程序的不可救济性。《救助意见》未设置对司法救助决定的救济程序,对不服不予司法救助决定的,没有规定救济渠道,缺乏程序救济与监督,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司法救助决定权的混乱性和非国家性。《救助意见》由于系中央政法委联合有关国家机关发文,对司法救助决定权规定的较为冷统。在各地的实施办法中,有的规定党委政法委及其领导享有最终审批权,如江苏省的实施意见规定,“各级党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司法救助工作审核小组,负责对办案机关提请的救助案件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报党委政法委领导批准 ”;有的规定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享有最终决定权,如山东省潍坊市的实施办法规定,“办案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认真进行核实,……报同级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级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对经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的提出意见,报请领导小组进行审批;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说明理由并退回办案机关 ”。

  (三)司法救助责任的非强制性。《救助意见》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符合规定情形的救助申请,救助义务机关“必须”而不是“可以”予以救助,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国家司法救助义务,禁止对符合条件而不予司法救助的“任性”权力。由此,在制度的层面上,确立了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权和获得权,同时也确立了国家进行司法救助的应尽义务和责任。但是,对这种司法救助的义务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为《救助意见》虽然明确应当予以救助,但并没规定应当救助而不予救助的法律后果、责任承担,选择性救助的任性权力并没有得到监督和制约。

  (四)司法救助在制度定位和具体实施上的功利性。《救助意见》规定:“涉法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可参照执行”。实践中,由于司法救助制度的非法律性而导致许多当事人并非完全知晓,救助机关和办案人员为了防止被害人的过激行为,“基本都以息诉罢访或者接受调解结案为给予救助金的‘潜规则’,不接受 ‘规则’的申请人很难获得救助” 。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于司法救助国家责任与义务概念的回避,反映出对于司法救助国家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的谨慎。《救助意见》通篇并未指出司法救助是国家责任,也未指出司法救助是国家的义务,反映出国家避免将司法救助上升为一种国家的法律上的责任的谨慎心态。二是由于《救助意见》本身的局限性所致。《救助意见》从性质上讲属于内部文件,对于涉案当事人是否可以获得救助,以及如何获得救助,许多案件当事人并不知悉;救助的主导权往往仅在办案机关和承办人一方,从而在具体操作上容易产生救助决定“政出多门”、救助给付“同案各异”等司法救助随意现象。

  综上,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校正对国家责任的认识,把司法救助的国家责任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转化为国家对公民必须的法律义务,以便让司法救助义务主体?D?D?D国家能更好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二、思辨:司法救助与国家责任关系之应然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一些刑事犯罪案件、民事侵权案件,因案件无法侦破、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致使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依法得不到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不断增多。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国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肩负起司法救助制度供给的责任,为司法救助制度寻求理论基础,解决好社会现实问题。

  (一)基础判断:关于司法救助制度理论支撑的观点学说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简言之是由国家对一定范围内遭受犯罪行为、民事违法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受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定程序给予其一定物质救助(或补偿)的制度。为什么国家应当扮演这种角色?理论界主要有以下5种观点学说:

  1.国家责任说。该说认为,一旦公民遭受违法犯罪侵害,国家便应对损害承担直接责任,或者在国家不能有效追诉犯罪、侵权人无法充分赔偿时,应当由国家承担替偿的间接责任,这是因为根据社会契约,公民将一部分私人权利如同态复仇的暴力权等让渡给国家,使其垄断性地掌握了追诉犯罪和施加惩罚的权力,国家由此承担着保护公民的责任 。

  2.社会福利说。该说认为,“作为共同体生活的一项原则,伙伴身份要求每个成员不能对其他任何成员漠不关心,并要在需要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此,这授予每个处在困扰中的人享有从其伙伴成员那里获得帮助的要求权” 。国家应当基于连带互助对因违法犯罪侵害而陷入困难的被害人施以公共援助( 福利) 。

  3.社会保险说。该说认为,由于违法、犯罪存在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是一种人们虽不愿意但又不可避免的正常的社会学现象,事实上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而所谓的被害人不过是这种必然风险在个体上的偶然实现,是作为其他潜在被害人的替代而成为违法犯罪这一社会风险的牺牲品。由于犯罪风险指向所有人,故被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应当由社会分担 。

  4.社会公正说。该说认为,依照分配正义,必须通过再分配,将社会上处境较好者的部分利益通过合法的途径移转到处境不利者,以达到对后者利益的适当补偿,如此才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社会的公正和平等。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赔偿,意味着矫正正义的落空,若要实现社会公正,则国家应基于分配正义原理,补偿被害人之损失 。

  5.司法政策说。该说认为,国家救助困难的案件当事人是一种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有效地防控违法犯罪,根据这种思路,通过救助受害人,一方面修复了损害、恢复了法秩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国民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从而为防止被害向加害转化、赢得公众和被害人配合与参与、刑罚宽缓化创造良好条件 。

  笔者认为,上述五种学说各有千秋,但也都有一定局限性。对国家责任说而言,其将理论根据建立在社会契约上,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且即使在国外也不存在真正的社会契约;社会福利说则弱化了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将司法救助简单的归于同情,国家实施司法救助更多地像是对困难案件受害人的一种恩赐和施舍;社会保险说同样无视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没解决为什么是国家而不是社会保险机构承担司法救助,同时其涵盖对象无限扩大到所有的案件受害人,对于并非困难的受害人不予救助难以自圆其说;社会公正说将司法救助视为一种分配正义而非矫正正义,通过合法的劫富济贫必然造成受害人受益而公众利益受损,易助长国家的“家长主义”;刑事政策说的缺陷在于其正当性基础是防控犯罪和维护秩序,是将保护被害人当成了秩序维护和公民信赖等政治利益诉求的手段,背离了被害人人权保护的理念。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应构建以国家责任为基础、融合以上各说合理方面的多元价值根基。

  (二)逻辑演进:司法救助与国家责任的法律勾连

  司法救助与国家责任的勾连,一方面是指从实然的角度,为司法救助上升为国家责任寻找授权规范和现实正当依据;另一方面指从应然的角度,检视司法救助上升为国家责任后,是否符合法律责任的内涵特征,以此反证司法救助国家责任的正当性。

  1.司法救助上升为国家责任的正当依据

  (1)从宪法对国家义务的规定看,给予困难救助是国家必须承担的给付法律义务,司法救助具有宪法规范上的授权依据。我国《宪法》第 45 条第 1 款“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为国家给付义务提供了宪法法律依据。但是,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是否限于“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有论者提出了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可以为上述社会福利说寻找到宪法法律上的规范依据,从而扩张该规范的适用 。也就是说,通常理解的社会福利是指“一种由社会福利计划、社会福利津贴和社会服务构成的,帮助人们满足对维持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教育需要和健康需要的国民制度” ,国家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的司法救助,对其遭受的损害予以弥补,属于社会福利类型。但是获得司法救助的这种社会福利,必须并且也只有与宪法规范层面的国家给付义务相对应,才是正当的。因此,从扩张意义上来理解《宪法》第45条第1款,将“因案件无法侦破、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致使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依法得不到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纳入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权利范畴,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便具有了宪法规范上的授权依据。

  (2)从人权保护的角度看,实施司法救助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具体行动,是国家应当履行的宪法法律责任。一是我国宪法明确宣告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宪法法律义务。我国宪法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所列各项具体的公民权利外,还特别在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概括性地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宣告了国家是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有了义务主体,便自然有对应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就是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公民。这便是国家和公民之间在人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国家与陷入困难的、人权受损的案件当事人在宪法层面确立的保护与被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因案件原因得不到依法有效赔偿而生活陷入困境的公民,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要求国家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权利。人权是什么?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一项自然人在天灾人祸作用面前不能自为或难以自为之时,为体现人类尊严和基本生存能力而依靠国家或社会假以援手的权利。笔者认为,给予救助是国家承担保护人权义务的题中之义、选项之一,国家给付义务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具体化。倘若在现实中,被害人的损失因违法人、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或其他原因而得不到及时救助,违法犯罪所造成的伤害将得不到最起码的弥补,生活难以为系,甚而陷入困窘,这岂非与现代社会的人权发展趋势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司法救助是我国人权保障的必要之举。

  (3)从国家责任说的辩证角度看,对陷入困难的案件当事人由国家承担司法救助,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之一。国家责任说强调国家对困难当事人的金钱给付责任,这具有进步意义。因为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人民群众不仅仅要求国家对公权力的违法过错负责,还要求国家对其合法行为所造成的公法负担负责,更不容忍国家存在“有险不排、逢危不救、见灾不灭、遇坏不修”的怠慢,甚至在遭受他人侵权的情形下(如刑事案件受害人补偿、民事侵权受害人补偿等),也要求国家承担一定的责任。虽然我们不主张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我们不认为国家和人民是通过契约由民众将自己的一定权利交托给国家,但我国宪法也规定“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我们也主张:“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我们肩上沉沉的担子,是对人民的重大责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基于此,国家对民众负有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而国家垄断了公共权力,包括追究和制裁犯罪、禁止私力救济的权力,国家就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来实现公民自身的更好发展。在由于案件原因陷入困难时的普通民众处于极为弱势的状态之下,国家理所当然的应负起保护角色。因为案件当事人遭到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正意味着国家的这一任务没有很好承担,而于当今法治社会而言,民众私下的报复是被严厉拒绝的,有权利就有义务,国家理应为自己的先行行为买单。如果现代国家就此推卸应付的责任,便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根基。

  2.司法救助国家责任与法律责任之冲突解决

  反对司法救助国家责任的观点认为,将司法救助视为国家法上的国家责任,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与法律责任的一般原理有诸多不和谐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这种国家责任关系不符合“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违法行为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原因和依据,法律责任是违法行为引起的后果,没有违法行为的发生,就不应该有法律责任的出现,只有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才谈得上追究法律责任 。例如国家赔偿责任是国家就其违法权力行为所承担的自己的、直接的、原始的、非从属性的和排他的责任 。笔者认为,在非国家直接原因、而由违法或犯罪行为原因而对案件当事人造成侵害的情况下,国家本来承担预防违法犯罪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国家基于其与公民因社会管理而产生的,案件当事人被侵权的这种损害后果,既与违法犯罪行为直接相关,亦与国家对违法犯罪预防的失败有关。只是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如果把这种因果关系从法律上规定下来,由国家承担间接或者补充的法律责任,国家难以承受责任之重。

  (1)从国家责任的新近发展看,风险社会中的国家责任制度面临转型。保障安全始终是国家对其公民最重要的承诺,对威胁生命、健康、财产的因素予以排除也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但是,早期的国家不过多参与社会生活的塑造过程,国家权力的发动也遵守相当严格的限制,大多局限于事件发生后进行反应,只在较少的情况下根据预测,事先采取行动防止危害的发生,而这样的预防职能被称为危险预防。随着现代社会的急遽变化,客观现实与公众心理都要求国家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国家越来越多地卷入到自身行为以外的风险防范中去。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广泛地讨论、解释和运用了风险预防原则,强调行政主体存在注意义务。而危险预防原则的兴起,赋予了注意义务以新的内涵,进而重塑了“过错”责任的原有面貌。“现在由于风险预防义务的存在,将国家的各种不作为都纳入到一个潜在的‘无所不能’的义务中去,国家可能因对危险未予监管或者监管不充分而承担责任” 。由此,导致风险社会中的国家责任制度面临转型,国家如果没有尽到危险预防的义务,就可能认为存在不作为的过错。因此,过去的法律责任理论,一般不认为监管对象指向的受害人与监管机关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在风险社会时代,国家的监管职能不断扩大,如果国家对危险未予监管或者监管不充分而一概不承担责任,有失公正。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在国家责任体系中,需要在风险后果承担方面发展出适应风险管理需要的规则,使风险预防原则和其他法治国家基本原则相互调适。

  (2)从法律责任的概念特征看,国家司法救助应当是一种法律责任。在谈论国家责任时,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两个方面的语义:国家对公民负有责任,这时涉及的是责任关系;国家应当承担某种责任,这时涉及的是责任方式。例如,我们提到国家赔偿和国家司法救助,在第一层意义上相同,都是国家对公民负有责任关系,但第二层意义上不同,前者承担的是赔偿责任方式,后者承担的是救助责任方式。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表示主体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对一定行为负责”就是一种法律义务,所谓法律义务,就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初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性手段;承担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就是一定的责任方式。因此,法律责任可定义为: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 。参照上述定义,国家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责任的概念特征:①国家对公民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义务;②因一定的刑事、民事案件,公民的人权受到损害,陷入困难,其生存权和个体发展权受到影响;③除了相关直接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外,国家还应承担司法救助责任,这种司法救助责任,就是国家应承担的一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不利后果。

  (三)理性总结:司法救助与国家责任之间的适度均衡

  如上所述,司法救助权是公民人权中的一项具体权利,是宪法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应有权利。在风险社会时代,将司法救助上升为国家法律责任,给予公民司法救助权,是国家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国家承担司法救助的责任应有一个边界,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国家责任制度,正如国家法方面的学者马怀德所说,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的结果:“一方面是主要针对个案的、基于合理性考虑的要求国家负责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对于支持国家责任请求权之后国家财政负担的顾及” 。

  1.兼采社会福利说等的合理方面。尽管救助是国家责任的应有之义,但国家司法救助责任的前提是存在之前的原因案件,不同于国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直接责任,我们不能无视违法犯罪行为的侵权导致受害人生活困难这一直接原因,国家不能对案件当事人的全部困苦和损失“买单”。对于司法救助,我们应当坚持其是一种抚慰、救济的性质,而非赔偿,更非惩罚。对于被救助者来说,其能够自己解决由违法犯罪所引起的侵害,那么就不应求助于国家;对于非案件当事人而言,案件当事人获得司法救助属于特殊的福利,国家在支付救助金时,需要考虑纳税人公共负担的平等。国家尽管有司法救助的义务和责任,但是这种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救助,是国家给予的一种最具低限度的关照,更多的是体现国家的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 。

  2.考虑国家物质条件的准备。司法救助权是基于现代国家组织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而发展起来的一项人权,司法救助国家责任的确立与国家物质条件的准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司法救助权是以国家向其涉诉公民提供一定数量与品质的“公共产品”为依托,涉及到国家的“购买”与“服务”的能力和水准,所以,国家确立怎样的责任内容,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如何推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财富分配方案,如何采取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等等;其间的公共政策的选择与设计问题均关系到司法救助权利的实现内容、方式与程度。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长,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使得国家有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于民”,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提供了物质经济保障。但由于我国总体上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现阶段的司法救助责任,尚需合理之限。

  三、探索:国家责任视角下的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之进路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解决因案件无法侦破、诉讼案件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致使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依法得不到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的问题,必须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司法救助法治化,救助案件司法化。

  (一)司法救助法治化的首要前提:对司法救助进行立法

  立法是对社会与国家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是国家意志的强制表达,也是法治国家一切行为的基本依据。司法救助制度法治化的第一个现实障碍,就是无“法”可依,缺少像《国家赔偿法》类似的一部集实体与程序于一体的法律作为司法救助工作的一体遵循。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救助意见》对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试水的基础上,尽快总结经验,纳入立法规划,启动立法程序。这既是司法救助法治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客观要求。良善之法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前提,也是共同体成员基本利益的有效整合与表达。要通过司法救助国家立法,通过宪法项下具体法律规范体系的逐一确立,有效地预防和排除一切妨碍公民司法救助权利实现的歧视与不公,矫治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使司法救助国家行为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二)司法救助法治化的核心内容:国家责任的正式确立

  司法救助法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明确司法救助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违反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等。公民获得司法救助的权利,就是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就是国家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对当事人提出的、符合规定情形的救助申请,救助义务机关“必须”而不是“可以”予以救助,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国家司法救助义务,禁止对符合条件而不予司法救助的“任性”权力;同时由于国家承担司法救助义务的法定性,对这项义务的履行便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性,救助义务机关应当救助而不予救助,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和法律责任,这样,就会减少和杜绝救助义务机关“选择性救助”的“任性”权力,防止在救助案件上造成另外一种不公。

  (三)司法救助法治化的关键环节:救助决定权的具体行使

  救助决定的做出是整个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运行中的最关键环节,直接关系着当事人司法救助权利能否得到顺利实现。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原因案件谁承办谁救助”的原则,确定救助义务机关并由其享有救助决定权。根据该原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不同诉讼阶段,均可作为救助义务机关并行使救助决定权。这是最为合理的一种设置方案。(1)由公、检、法机关作为救助义务机关和决定机关,就是要求它们在办理救助案件过程中,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同时,要积极协助被害人按照要求完善申请资料。必要时,甚至要依职权主动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作出给予救助或不给予救助的决定。(2)实践中,许多省市由政法委或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行使司法救助决定权,由于党的机构并非国家机构,司法救助作为国家责任,由党的机构具体行使并不适宜;司法救助案件作为具体案件,由党的机构具体办理,极易造成党政不分的现象。笔者认为,党对司法救助工作的领导应体现在政策领导、组织领导上,作为国家层面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的贯彻执行应当有赖于司法机关,对于具体的救助案件,党的政法委员会不能行使救助个案的决定权,否则当事人无法进行程序性救济。(3)让司法机关承担救助义务和责任,主要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司法机关作为诉讼案件的具体承办部门,最为了解被害人和案件情况,由它们对救助申请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应当给予救助做出判断,本就可行且极其便利。第二,司法机关掌握丰富的司法资源,拥有强大的侦查力量,容易调取各类证据材料,能够为被害人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第三,政法委或者司法救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不从事具体司法工作,而调查取证是一项较为专业司法活动,由司法机关相对多的承担起这项职责,显然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四)司法救助法治化的重要保障:赋予救助请求人程序救济权

  司法救助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必须遵守正当程序原则的一些基本要求。无救济则无权利,司法救助程序中最重要的是设置救助请求人的程序救济权。程序救济权,是救助请求人享有的、在救助请求人和救助义务机关就是否给予救助或救助金额出现争议时,依法享有的复议请求权和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具有终局法律效力的救助决定的权利。从同属于国家责任业务格局这一共同点看,对司法救助决定的复议和司法审查可以与国家赔偿程序中的复议程序和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的设置相一致,它们的程序尽管都是非诉讼的模式,却让当事人多了一个法律救济途径。

  (1)设置救助案件的复议程序。复议机关是救助义务机关的上一级业务机关,对救助机关作出决定不服的,救助请求人可在一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救助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对救助义务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的,救助请求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直接向救助义务机关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救助委员会申请作出救助决定。

  (2)坚持裁判终局原则,设置救助案件的司法审查程序,使救助案件司法化。参照国家赔偿程序设置救助请求人的程序救济权,必须赋予人民法院在司法救助程序中的审查监督与救济的重要功能。司法救助权如果没有诉权的保障,其请求权也会被虚置,其实体权便会失去意义。因此,在司法救助立法中,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对司法救助案件的国家司法责任,即由国家司法权向主张司法救助权受到侵害的特定人提供司法审查和救济的义务。

  (3)设置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负责审理对救助案件的司法审查。同时基于国家赔偿与国家司法救助在国家责任业务格局上的统一性,可以规定救助委员会与赔偿委员会的合一性,即在人民法院内,实行救助委员会与赔偿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国家责任的统一业务格局。具体理由是:不管是国家赔偿还是国家司法救助,从性质上看,都是国家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都是现代国家责任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国家发起的公法行为(社会救助除外),都从国家税收中支出。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保障基本人权,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主要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受害人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和机会平等;表现方式都体现为国家以矫正的手段实现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最终效果都体现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本文发表于《山东审判》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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